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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兰表态这种行为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标题:孙春兰表态:这种行为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武汉肺炎疫情全面排查动员会。

此前,1月28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领中央指导组在湖北开展疫情防控指导工作。此后,孙春兰一直在湖北一线开展疫情防控督促指导工作。

联系未果前往家中才被找到,疾控中心干部被警告

从2003年成立伊始的风光无限,到2020年遭遇“群殴”,中国疾控到底发生了什么?

坚守乡村科普宣讲的普通中学老师和探索技术前沿、建设大国重器的科学家一同站上2019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的颁奖台;一辆辆科普大篷车、一座座农村中学科技馆把新奇特的科技展品送到偏远地区;全国科普日活动举办15年来已有超过15亿人次参与……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飞速发展的同时,科普事业也在不断向基层和乡村下沉,在中国大地扎根。

2017年,国家CDC主任王宇在研究生毕业典礼致辞时也不无伤感地表示,“大家毕业的时机,有些生不逢时,没有新发传染病出现,也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正因此,‘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逐渐被社会遗忘了。这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的老话,派不上用场的时间久了,人们就忘记了。”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指出,近三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就有百人之多。他还透露说,近些年,北大医学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毕业生,到疾控系统来工作的只有2%,愿意选择这里的多数不是重点院校毕业生。“但实际上,我们需要的人才是高素质的,要了解国内外动态并且有很强的事业心。”

中国公众科学素质促进联合体启动仪式。

发布疫情涉外信息,我们责无旁贷。

“设立24小时值班制度”就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战时状态下坚守岗位、严格履职。政知圈(微信ID:wepolitics)注意到,此次新型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已经通报了一些领导干部“逃避责任”“临阵退缩”“擅离职守”“擅自脱岗”等违纪违法问题。

据央视消息,2月6日上午,武汉肺炎疫情全面排查动员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

各省市也都在出台相关规定严查此类行为。

除了收入陡降,CDC的职称晋升也按编制比例被严格限定,晋升通道也堵死了。那几年,徐晓奇感到身边离开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也在2014年跳槽去了企业。

这轮改革始于2001年。那一年,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能与任务,将原省、地(市)、县卫生防疫站被赋予的卫生执法、监督功能整体划出,有关卫生事业单位中的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职能集中,增加了预防控制慢性病等功能,卫生防疫站更名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的行政权自此被分割出去。

孙春兰在动员会上说,要设立24小时值班制度,战时状态决不能当逃兵,否则就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一天,也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成立18周年的纪念日。与此同时,中国的疾控系统迎来了继“非典”之后的第二次大考——这是一次更为严峻的检验。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具有较高科学素质的公众比例至少要有10%。我国2018年达到8.47%,为2020年达到10%的目标奠定了基础。同时,相关研究成果显示,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人群差距都已缩小,步入良性发展。这说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水平,有望达到创新型国家的基本要求。

中国驻釜山总领馆14日发布春节旅行温馨提示,其中提到“近期韩国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对来自中国部分地区人员加强检疫,敬请留意。”

面对疫情临阵退缩被就地免职

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快速提升

科普事业向基层和乡村下沉

在国家CDC员工的眼里,高福是一个乐观、外向的领导者。但他的那些“乐观”言论,在气氛紧张甚至有些凝重的抗疫初期,听起来并不合时宜。比如,在仅有的两次高福露面的发布会上,他先是称“儿童不易感”,后来很快被出现儿童新冠肺炎患者的事实推翻,继而他又说,“这个疫苗,我可以拍着胸脯讲,肯定会成功。”这些言论,事后被网友们挑出来反复地转发与评论。

欢迎“发小”们继续打卡。“网上蓝厅”,我们不见不散!

不仅疾控从业队伍缺乏稳定性,公卫的人才储备也境况堪忧。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郝元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些年,第一志愿报考预防医学专业的同学,所占比例最高也不超过30%~40%,有不少都是调剂过来的。此外,预防医学专业的优秀毕业生选择疾控机构的很少,他们宁可去医院做院感、科研或者去一些相关的辅助科室。

政知君看到,湖北省纪委监委此前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跟踪监督,严肃执纪问责,对瞒报谎报、擅离职守、不担当不作为、虚作为假作为等失职渎职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坚决从重从快查处。

201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提出,要高度重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职能在事业单位改革中被弱化的风险。他的报告同时指出,重医疗轻公卫的倾向一直没有能够得到纠正,公卫医师数量不足且呈逐年减少趋势,人才队伍相对薄弱,与“预防为主”的方针不匹配。

孙春兰在会上说,武汉市全市之力入户上门排查“四类”人员,测体温、询问密切接触者,全面落实辖区、行业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强化网格化管理,要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这是因为,2012年,国务院推行事业单位改革。义务教育、基础科研与公卫等提供基本服务的事业单位划分为公益一类。李立明解释说,“公益一类”就是国家给什么钱就用什么钱,完成国家疾控任务,不允许开展服务性的、收费的项目。“原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疾控前身)是公益二类,国家是差额补助,剩下的钱可以自己去挣,比如靠体检、社会检测服务挣些钱,发绩效工资,能对大家的积极性有一个保障。”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的那一天开始,这个机构就先天不足。李立明解释说,从最初成立开始,CDC就是国家卫生部直属事业单位,没有行政权。国家卫健委下面还有一个疾病预防控制局,是行政部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则是业务部门。“当时,我们已启动卫生部疾控局与国家CDC整合的方案研讨,也已与中编办进入论证阶段,后因SARS疫情而停止了。”李立明回忆说。

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我国广泛开展课堂之外的科学素质建设,成为对全日制教育的有益补充。“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英才计划”“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等活动,让青少年在增长知识的同时,激发其对科学的理解和向往。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辽宁省2018年的疾控改革。在省级层面,辽宁省疾控中心得以保留,但地市级层面却出现了不同的整合方案,比如,在沈阳市,疾控中心与卫生监督所等机构被整合为市卫生健康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但在抚顺市,疾控中心并入市大健康产业研究院。

王宇曾表示,虽然在理论上,全民健康被放到一切的优先和一切的基础,但在实践中,还难以见到落实的踪影。以财政支出为例,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原党委书记曾诚指出,2014年,国家“公共卫生专项任务经费”的项目拨款为5.29亿,而到了2019年,这笔预算下降到4.5亿,同比下降14.9%。

2011年,高福出任国家CDC副主任,2017年8月,王宇因达到任职年龄界限而卸任,高福接任主任。在此次新冠疫情之前,高福在CDC立下的著名功绩,就是他主导的援助埃博拉行动。对于传染病防控,高福一直奉行“关口前移”策略。他认为,如果非洲的疫情得不到控制,那么在全球一体化、交通高度发达的今天,埃博拉进入中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2014年,中国CDC派出了高福领衔的团队赴塞拉利昂,帮助当地开展病毒研究与疫情控制。

“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卫生部的英文名字就叫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就是公共健康部。但我们国家原卫生部的英文名字叫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把public给去掉了。实际上,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就应该是公共卫生即公众健康的管理。”李立明如是说。但实际上,中国的卫生管理部门将绝大部分重心放在了医疗机构的管理上。李立明强调说,体制的改革并非是破解当前中国公卫体系局面的全部密码,在改革体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问题。

防疫站有两大职能,一是与健康相关的疾病监测、控制、宣传等,另一部分是行政监督的工作,比如发放卫生许可证。但在2003年,这里更名为崇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防疫站的职能一分为二,与健康有关的工作留在疾控中心,卫生执法、行政监督的工作则划到了卫生监督所。

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会长汪华曾担任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省卫计委副主任。他指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权力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策支持机构,但无权决策。

曾带领CDC战过“非典”的李立明,在被问到如今疾控系统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意”。

中国科协信息中心供图

对于最后一点,费和平解释说,美国CDC是离总统只有两步之遥的联邦机构(中间隔着卫生部长——编者注),有相当大的独立行动自由,疾控中心的技术专长在美国和全球、政府内外都受到尊重。他表示,“作为CDC主任,在关键的卫生问题上,我曾向奥巴马总统汇报。这种与政府最高层直接接触的方式赋予了美国CDC权力,并确保公共卫生在国家层面得到优先重视。

在学界,公共卫生的定义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身心健康和效率的科学和艺术。狭义的公共卫生即指疾病的预防控制,其支撑学科是流行病学。美国CDC前主任费和平(Tom Frieden)近日撰文指出,公共卫生,而不是医疗服务,在过去的20世纪里承担起了世界健康最大的责任,这些措施范围广泛,包括控烟、疫苗、洁净用水等等。

同一天,宁波通报10起违反疫情防控工作纪律典型问题。其中两起涉及到“擅离职守”和“擅自脱岗”问题,分别是宁海县胡陈乡发展服务办副主任兼统计站站长王超勇、象山县商务局市场开发中心城西站西周中队副中队长俞姣。

同时,我国在大中城市建有现代化的实体科技馆,与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农村中学科技馆、数字科技馆一道,构成了基本全覆盖的现代科技馆体系。为偏远、农村地区学生提供流动实验室的科普大篷车至今已运行18年,共有1500多辆,累计行驶里程3700多万公里。

李立明曾在全美排名第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卫学院做博士后工作,对于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CDC,他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蓝图。2002年1月2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立明从中编办获得了2400个编制名额,又从全国抽调了18个业务骨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疾控机构框架,即使在当时尚属空白的几个防控领域,如性病艾滋病、结核病,都一一设立了相应的机构。与从传染病起家的美国CDC不同,中国CDC一出生时就有着最全面的病种研究中心,可谓是高起点。

创新科普理念和服务模式

这一停滞,造成了CDC在此后数年里的进一步倒退。

高福是中国CDC主任位置上的第一位院士。CDC成立18年,只有三任主任,前两任主任李立明与王宇,皆为医学背景出身,后者担任主任长达13年之久,其间发生的较大公卫事件是2013年苏皖等地的禽流感H7N9疫情。

同时,中国科协还在12月18日举办了中国公众科学素质促进联合体成立大会,发布了《中国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宣言》,充分汇聚各方力量,共同打造社会化参与、市场化运作、制度化保障、信息化支撑、国际化交流的有效机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CDC原副主任杨维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曾任主任的CDC疾病控制与应急办公室,以前不到10个人,每年经费300多万,SARS过后,人员扩充到50多名,经费增加到1亿元以上。多个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始建设,高端设备不断配置,实验室检测能力、流行病学调查能力以及现场处置能力都得到快速提高。

另外,湖北有一起领导干部擅离职守聚众打麻将被通报的案例。鄂州此前通报,临空经济区燕矶镇映山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赵社迎在全市全面启动战时机制情况下,擅离职守,于1月25日、26日两次与其他村民聚众打麻将,被群众举报并受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赵社迎被免职。

2002年,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后,徐晓奇来到了北京市崇文区疾控中心工作。那时候,这里还不叫疾控中心,它有一个“老古董”的名字,叫崇文区卫生防疫站。卫生防疫站体系始于1953年,1990年代以后增加了慢性病防控,但最核心的工作是传染病防治和疫苗接种。

凝聚抗疫国际共识,我们全力以赴。

然而,随着武汉疫情的暴发,高福与他领导下的CDC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很多人都认为,CDC掌握了疫情信息却没有及时采取处置措施,也没有及时对外公布。尽管CDC官员后来出面做了一些澄清,但效果并不理想。

一周以后,中国CDC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带领一批国内公共卫生领域的骨干们,为有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术支撑等。

在崇文区疾控中心时,因有疫苗销售的大头收入,徐晓奇的工资有时能到一万多。后来,他调至国家疾控中心工作,尽管已是中级职称,2010年时的月工资反而降了6000多元。

如何改革体制?多位公卫专家的想法是一定要给予疾控机构以行政权力。就像消防一样,在疫情的处置中,有自己的决定权、处置权。对此,李立明形象地比喻说,“不可能高楼救火,我开着车到那一看,先请示上级说我们有什么方案,等上级批了我们再去救火吧?”具体来说,他希望,疾控体制的改革可以参考现在的中医药管理局与药监局,将来中疾控归国务院直属管理,建成一个具有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支撑的国家疾控管理局,进一步加强疾控部门在处理公共卫生事务中的角色与职能。

拥有8个院士头衔的高福,作为一名科学家无疑是成功的。一位长期观察公共卫生领域的国外人士评价他说,“在牛津和哈佛接受过训练的高福非常聪明,他深受全世界的同行喜爱,作为CDC的领导者,他是一流的。”

实现科学普及的全面价值,归根到底在于促进全民共享,努力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发于2020年第7期《中国新闻周刊》

张作风认为,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很重要的一点,要把疾控系统变成一个独立的系统,和美国疾控中心一样。“美国疾控中心,第一,可以向外发布数据,第二,有权宣布紧急状态,来开始进行疾病防控。所以我建议把疾控系统纳入政府轨道,变成一个独立的政府系统,由疾控中心来负责急性传染病和慢性病的控制,这样可以抓住时机,及时动作,可以把疾病消灭在最开始时的萌芽状态。”

自2月3日(周一)起,外交部将举行网上例行记者会。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外交部发言人将在线使用微信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发言人办公室也将一如既往地及时通过网站、微信、微博、抖音等发布网上例行记者会答问内容。

此前,泰国和日本已确诊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除了湖北,其他省市也有发布通报点名批评此类行为。

2月2日,孙春兰在武汉火神山医院

当前,我国科普事业已迎来向世界先进水平靠近的历史性“拐点”,需要充分激发全社会参与科普的内生动力,积极应用新技术、新手段提供科普服务,以提升科学素质,促进可持续发展。

对此,汪华就表示,“现在大家都在怪CDC,就像疫苗一出事,要追责就先把疾控中心的主任撤掉,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老同志都开玩笑说,还不如回到原来的防疫站,那时候监督和监测职能放在一起。现在行政管理权没有了,什么事情都要看同级的卫生行政部门怎么决策。”

然而,一位流行病学教授开玩笑说,公卫领域从业者生活在悖论里:消灭了某种疾病,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李立明也很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规律,“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实际上是一个‘自毁长城’的队伍,你的预防工作做得越好,就越得不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还有被通报“擅离职守”“擅自脱岗”等情况。例如,宜城市王集镇党委书记周余俊在疫情防控期间擅离职守,党委副书记、镇长张鹏无故缺会,两人分别受到诫勉谈话问责,并在全市通报批评。

我国科普事业还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政府部门、高校、企业等各界力量积极参与。如每年9月的“全国科普日”活动覆盖全国,已经连续举办16年,每年线上线下参与公众大约3亿人次。还有3000多支科技志愿服务工作队深入基层和乡村,服务群众现实需求。

政知圈注意到,疫情发生至今,包括湖北省在内,全国各地已经通报了多名领导干部“逃避责任”“临阵退缩”“擅离职守”“擅自脱岗”等问题。

介绍中方抗疫进展,我们义不容辞。

中国科协树立平台理念,在内容生产、传播机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方面不断创新。2014年起,中国科协大力推动“互联网+科普”行动计划和科普信息化建设工程,以“科普中国”品牌为引领,大力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科普中国”旨在以科普内容建设为重点,充分依托现有的传播渠道和平台,使科普信息化建设与传统科普深度融合,以公众关注度作为项目精准评估的标准,提升国家科普公共服务水平。

“这次疫情里,现场处理了好多干部。其实很多地方的卫健委,一把手、二把手都没有医学背景,也没有公共卫生教育背景,这是我很吃惊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强有力的专业知识支撑的岗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姜庆五说,湖北疫情早期的各种问题,都与这种“不是专业的人却在做专业的事”的现象有一定关系。

相较而言,李立明介绍,美国所有的州卫生局局长一般都是医学博士(MD)加公共卫生硕士(MPH),这是卫生管理最佳的学历背景。“据我了解,美国医学院校里的医学博士(MD)中约有四分之一拥有MPH学位,体现了对公共卫生专业的重视和在美国卫生保健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共卫生专业其实是一个比较普及的职业教育。”他说。

高福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囊膜病毒与结构免疫学,以流感为代表的新发、再发传染病,研究重要囊膜病毒的分子进化特征、宿主互作模式、跨种传播机制以及病毒特异性的T细胞免疫与分子识别等。新型冠状病毒正属于囊膜病毒,也就是说,高福团队恰好就是中国研究新冠病毒最权威的团队之一。

再有,贵州铜仁通报,1月27日,大龙经济开发区住建局工作员黄谌龙在铜仁高铁南站值班期间,以口罩使用超时限为由,擅自脱岗,受到解聘处理。1月24日,万山区人民医院社会服务部负责人陈秋印和值班医生龙玲慧、冉永红、路雨在铜仁高速南站值班值守期间擅离岗位,致使当天16时30分至18时无医务人员在岗进行体温检测,陈秋印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3名医生受到通报批评。

例如,广西1月27日下发《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紧急通知》,其中提到要重点严肃查处六种行为,包括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擅离职守、违抗命令、临阵退缩、敷衍塞责、行动迟缓、推诿扯皮等。

不过,这种观念的转变既是行政体制上的,也是公众层面的。比如,他举例说,新发传染病出现以后,它对所有人应该都是易感的,不应该说哪个人群易感;呼吸道传染病,怎么可能不出现人传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临床医生甚至社会公众,能够具备这些常识,那么新冠肺炎早期防控不至于到这个局面。

改革体制,但不仅仅是体制

就湖北省而言,2月3日,湖北通报6起疫情防控作风不实履责不力典型问题。其中,江陵县郝穴镇江城社区居委会委员朱晓谎报自身病情、逃避防控责任被辞退,并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特殊时期,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将以一种全新形式同大家见面——

中国科协去年最新发布的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进入快速提升阶段,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从2010年的3.27%提升到2015年的6.20%,2018年进一步提升至8.47%。

自2006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不断加大科普的力度,拓展广度和深度,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科普,大幅提升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同时,孙春兰还表示,要以战时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来抓,坚决履行好属地责任,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设立24小时值班制度,战时状态决不能当逃兵,否则就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孙春兰在这次动员会上提到:“设立24小时值班制度,战时状态决不能当逃兵,否则就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孙春兰第一次对于“逃兵”这样表态。

为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创新科普理念和服务模式,盘点年度科学传播典范,中国科协已连续5年组织开展“典赞·科普中国”评选活动,今年的“典赞·2019科普中国”评选出“2019年十大科学传播人物”“2019年十大网络科普作品”等5个项目,评选结果已于17日晚揭晓。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些年来的经费是不断下降的,因为是事业单位,也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有收入,疾控人员的收入也大大下降。“所以很多疾控中心比较出色的年轻人才外流了, 这样一支队伍是不是能够有效地控制疫情,还是有一些疑问的。”

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深刻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

国家CDC挂牌11个月后,SARS暴发,让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意识到疾控的重要性。疫情过后,数百亿元资金进入到公卫领域,以前少人问津的疾控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

2月5日,天津通报4起疫情防控中失职失责、履职不力问题。其中,天津市河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财务科负责人乔晓东在疫情防控工作期间不落实区疾控中心关于“全员参与疫情防控,24小时保持电话畅通”的工作要求,未按照工作安排每天参加防控工作部署会,在急需购买应急物资情况下,区卫健委和区疾控中心多人多次联系乔晓东未果,直至派员到家中将其接回,其行为影响了疾控中心应急处置工作运转。乔晓东被给予警告处分。

调查显示,我国公众科学素质水平呈现出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匹配的特征,有10个省市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公众科学素质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与2015年相比,我国城乡之间、不同性别人群之间的科学素质差距正在缩小。”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何薇说。

安徽省疾控中心原主任任军表示,疾控有很好的传统,不能轻易放弃。比如,过去有一条规定是,疾控单位的一把手,必须是公共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的专业人才。但现在好像又没有坚持这个规定了。

要第一时间将“四类”人员送往隔离点和定点医疗机构救治,实行首诊负责制、首访负责制。

因此,这也才有了CDC现任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的那番话。当时,高福自信满满地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

未来,中国科协将以更高水平的协同化形成科普强大合力,推动跨界融合发展,构建政产学研多方参与的大科普,努力提供公平普惠、优质丰富的科普服务,为促进全球公众科学素质提升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一位疾控从业者对于CDC的尴尬处境很有感触。他说:与前线医生相比,CDC没有处方权,说组织协调,CDC又没有命令权。CDC能做的,就是配合上级指令做好疾病防控,在实验室里做文章。疾病控制住了,大家的焦点都在前线医生身上,疾病没控制住,板子又打到CDC身上。

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通过举办“典赞·科普中国”评选活动、成立中国公众科学素质促进联合体,创新科普理念和服务模式,唤起公众积极参与科普的热情,培育新时代公民的科学素养。

国办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科技教育、传播与普及长足发展,建成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求的现代公民科学素质组织实施、基础设施、条件保障、监测评估等体系,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0%。

此外,监利县福田寺镇新建村党支部书记段生祥面对疫情临阵退缩,无故缺席镇防指会议,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被就地免职,镇纪委对其立案审查。

费和平认为,要实现各个层级的公共卫生组织的效率最大化,最重要的五个要素包括:足够的资金、数量充足且优质的人才、与其他医疗机构实体之间紧密的联系、有效的沟通以及政治支持下的技术独立。